學術視野

外國文學研究的“有我之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發布:規劃評獎部 發布日期:2022-05-27 閱讀:985

近年來,我國外國文學研究呈現出越來越鮮明的自覺意識。在受訪學者看來,外國文學研究應進一步調整思路和方法,立足于中國文學文化發展的需要,切實做到“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在外國文學研究中凸顯中國視角和中國立場,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更好地服務于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

凸顯中國立場

隨著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的顯著增強,外國文學研究的“中國化”問題日益受到學界重視。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外國文學研究》雜志主編蘇暉將外國文學研究的“中國化”界定為:中國學者從事外國文學研究應帶有中國的視角和眼光,既要實事求是地對待作為研究對象的外國文學“原材料”,又要力求使這些材料凸顯出中國性質、中國立場和中國特色。

事實上,外國文學研究的“中國化”,是百年來中國學者的不懈追求?;厮菁韧?,梳理外國文學學術史可以發現,學貫中西的老一輩學者錢鍾書、朱光潛、王佐良、楊周翰等人切實踐行“中國化”的學術研究工作,成績斐然。錢鍾書的《談藝錄》和《管錐編》堪稱堅守中國學術立場、貫徹中西文化互闡互釋理念的典范之作。在中國革命文化發展的時代進程中,魯迅既熱情翻譯和介紹優秀的外國文學文化,又旗幟鮮明地批評全盤西化的謬論,強調不能忘記本位,更不可被外來文化化掉。

借鑒外國文學終究是為了發展和豐富中國的民族文學,為了給世界文學百花園的發展提供中國文學的優秀資源。這是前輩學人留給我們的珍貴啟示。立足當下,承接前輩學人外國文學研究“中國化”的薪火,新時代中國學人也應在推進外國文學研究“中國化”道路上勇毅前行。

學者們秉持外國文學研究的中國立場,助推中國視角下的外國文學研究成果競相涌現。比如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領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眾議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芻議》等系列論文,從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出發,對文學創作中存在的種種脫離現實生活的弊病進行了批判;強調要歷史地、辯證地看待古今、東西方文學的關系,同時對一些偏頗理解文化自信的觀點做出了回應。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胡亞敏已結項的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研究”,對自主建構文學批評中國形態的工作作了富有開拓性的總結和梳理。而在全球化與世界文學理論研究方面,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王寧提出了“世界詩學”的理論范式,深入反思了西方語境下產生的文學理論帶來的諸多現實問題。這些成果,有力地推動著外國文學研究與中國本土學術有效結合。

“在外國文學研究過程中,我們不能甘當外國理論和外國話語的注釋者,試圖用中國經驗證明西方理論的正確或深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李偉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西方文學理論是基于西方文學創作實踐的經驗總結,不一定都適合中國文學創作實際。這就有一個利用、修正、豐富、更新并融入本土文化環境的過程。我們可以運用西方理論,但一定言說的是我們自己,而不是把自身闡發到西方理論的文化邏輯和價值觀念之中,導致喪失自我的主導性和能動性。中國特色必須源于中國立場、中國問題、中國話語、中國實踐。

我國學者不僅要敢于反思更正西方理論之不足,還應勇于自主創建適合中國國情的學術理論體系。“總體而言,立足中國需求,體現鮮明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理論還極為鮮見。”這是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劉國清給出的判斷。他堅信,中國學者完全有能力,也應該構筑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建立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體系。在外國文學研究過程中,中國的學者必須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審視外國文學。只有這樣,才能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發出真正的中國聲音。

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朱振武借用王國維的“無我之境”道出了當下外國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如研究者缺少自主意識,缺少批評自覺導致話語嚴重缺失,某種程度上的僵化和矮化,不知道批評的立足點和文學批評的旨歸何在等。他建議,必須切實有效地拓寬研究視域,推進學科交叉和跨界融合,建構中國學者自己的話語體系和批評機制。事實上,中國文學的創作發生、創作手法及其創作范式,最重要的還是在于汲取自己的創作經驗,表現自己的生活現實,對西方等國外創作手法和理論的學習都只能作為一種營養的補充和別樣的借鑒。

倡導不同民族文化間對話

世界因不同而多姿,文化因相異而添彩。正是基于文明多樣性,單極世界和單一文化既不現實,也不符合當今時代潮流。正因為民族與文化的差異性,才需要民族之間與文化之間的溝通和交流,互見互補有助于彼此發展。

“外國文學研究同樣需要在不同文化的比較視域中彼此觀照,互識互補。” 在劉國清看來,研究外國文學不僅是為了了解外國的風情物貌與異域的各色人等,還是為了在不同文化中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包括在文學創作上的交流與借鑒。需要強調的是,外國文學研究離不開研究者自身的民族立場、國家立場與文化立場。他國文學界希望聽到別樣的聲音,畢竟真正的學術交流,是為了能夠分享到既有真知卓識、又有別于己的創見。

“外國文學研究,首先要有參照系和比較對象。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朱振武認為,我們對外國文學進行研究,參照系首先是中國文學;我們要想懂外國文化,參照系首先是中國文化。我們要有起碼的文化自覺和批評自覺。李偉昉坦言,從事外國文學研究,本土文化立場是我們思考的起點與終點。我們自身所處的文化立場是觸發思想的源泉和根本,思考只有根植于自身文化傳統,才會有深度和意義。

國學大家朱東潤的四篇《莎氏樂府談》,是現存論述最細致、最早獨立成章的完整的莎士比亞評論。朱東潤高度評價莎士比亞的文學地位和藝術成就,其間不時體現出自覺的中西文學比較意識。例如,他把莎劇與司馬遷的《史記》和漢樂府詩《孔雀東南飛》作啟發式、聯系性觀照。通過深入研究朱東潤《莎氏樂府談》的價值意義,李偉昉提出,朱東潤的可貴之處在于立足中國文學本位談論莎士比亞。他一方面談論著莎士比亞,另一方面又關注著中國文學,甚至中國的現實社會?!渡蠘犯劇芬苍俅巫C明一個道理:凡成大家者,必有勤學敏銳的智慧、學貫中西的視野、道義擔當的情懷,以及堅守本土文化立場的思考。

在外國文學研究過程中,如何突顯對話性成為焦點。在蘇暉看來,應該倡導研究者不僅作為個體與前代學者對話,而且要開展歷史與現實的對話,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對話,努力將中國背景和中國關懷作為研究外國文學作品的出發點和旨歸,以彰顯中國學者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當代意義。

利用本民族理論和文化資源

在西方文學研究中,客觀存在中國理論話語“失語”的尷尬境地,以及在批評實踐中呈現的理論主張與批評實踐脫節的狀況。這一方面說明,我們運用西方文論時,無形中還深受西方理論思維的影響,缺少實質性的改造與反思,照搬挪用、依葫蘆畫瓢的情形較為普遍;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缺乏一套來自傳統的、經過合理選擇的、凝練成熟的批評理論話語。對此,李偉昉認為,我們要從理論層面有創造性地思考中國古典批評傳統的現代轉化問題,辨析哪些古典批評資源能夠實現轉化,提出切實有效的話語體系和操作規范。

進入21世紀后,中國學者在致力構建中國特色文學批評話語體系方面越來越表現出可圈可點的理論自覺和創新氣魄。曹順慶提出的變異學理論、謝天振提出的譯介學理論、聶珍釗提出的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等堪稱代表。李偉昉分析說,“差異性”的確立,意味著中國比較文學從原來法國學派的“同源性”、美國學派的“類同性”求同思維,推進到求異思維的學科理論的新構建,這是非常重要的。譯介學理論與變異學理論,創造性地彌補了法、美學派的短板,開辟了國際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兩個新領域。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的創新話語,它們是對“差異性”研究的進一步細化與深層次探究,是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新構建的重要里程碑。

在外國文學研究過程中,還要有中國的理論立場,即以中國的理論研究外國文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劉國清一再強調,構建外國文學研究的中國特色理論和話語體系,要注重對既有資源的使用。中國大量的文學作品、文學理論,都是值得挖掘的重要理論資源。我們不但要從這些資源中探查理論,還要從這些資源中創生出理論,大力提倡用中國的理論研究外國文學,逐漸建立自成體系的外國文學研究理論和話語系統,最終成為外國文學研究理論和話語極為重要的一極。

中國有豐富的思辨性的文學理論,回望自身的文論傳統彌足珍貴。南北朝時期劉勰的《文心雕龍》有完整科學的體系和嚴密的組織結構,對文學的基本問題和各種不同文體的歷史發展狀況,做了詳細的論述,體大思精,是一部思辨性的巨著。再有南朝鐘嶸的《詩品》、晚唐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明代葉燮的《原詩》、清代李漁的《閑情偶寄》、清代袁枚的《隨園詩話》、清代劉熙載的《藝概》等,都是對各種文學體裁相對系統的論述。“由于對中國傳統思維模式的偏見以及西方以重分析為特色的文學理論的傳入,導致‘中國沒有思辨性文論’的論調一時盛行,但這是缺乏考據和調研的盲目論斷。”在朱振武看來,這種盲目論斷是站不住腳的。

在關于文學理論的專題論文方面,我國古代也已形成體系,絕非“缺少思辨”。如曹丕的《典論·論文》,就作家的才能與文體的性質特點之關系、對作家個性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對文章價值的評價和文學批評的態度,提出了有價值的見解。朱振武認為,中國的文學理論家們提出情韻說、風骨說、意境說、得意忘言說、逼真說和文以載道說,對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的小說理論家們提出的虛實說、傳道教化、動機說、典型說、情理論以及細節理論等都影響深遠。

毫無疑問,外國文學研究是基于自身文化立場所進行的跨文化文學研究。只有在思維上跳出對象國的文化模式,從本民族文化視角出發,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觀照研究對象,對對象進行客觀的以及多維的解讀,才能使外國文學研究根深葉茂。融通中西,積極回應時代發展需求,給當下的外國文學研究提供了恢宏的學術實踐場域,基于中國表達、世界眼光,尊重中西文化差異,注重學術創新“視域融合”,是繁榮發展中國特色外國文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作者張杰 系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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